汤因比清晰且有力地表达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内蒙古新闻天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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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世纪-汤因比清晰且有力地表达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内蒙古新闻天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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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當長時期內,湯因比的巨著在書架高層無人問津。在這樣的時期之後,最近我已經回歸湯因比。我這樣做部分是由於一種重新恢復的興趣的刺激——並非對他本人,而是他的「文明」觀。這一觀念如同湯因比本人,長期被專業學者們嘲笑。這種興趣的恢復通常容易追溯到薩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1997年)的出現。這已經在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文明:西方與他者》(Civilazation:The West and the Rest, 2011年),以及安東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和其他學者最近的一系列著作中得到持續。這些著作基本上都是西方文明抵抗威脅其全球文化、經濟、政治統治地位的其他文明的一種防備。這就是重振文明研究的興趣的一種動力。另一種動力是更加普遍的恐懼,如同菲利普·費爾南德茲-阿邁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的《文明:文化野心和自然的轉化》(Civilizations:Culture Ambi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2002年)所揭示的,整個人類文明事業可能會被我們對自然的無意識態度所漸漸破壞。所有「單一的」文明的命運,可能都安危未定,而非其中某一個而已。但是無論是單個文明還是所有文明,有一些觀點較好地將我們帶出了民族國家的限制和沉思,對所有上述思想家們來說,存在着重拾這樣觀點的緊急需要。

1931年日本侵略中國東北,湯因比對國際聯盟的不作為和英國不負責任的視而不見感到震驚。他認為,這會最終導致「英國人的終結」。在他的第一部著作《民族性與戰爭》(Nationality and War,1915年)中,他已經作出預測,「在下一世紀里世界政治的根本因素將是中國和新的英聯邦之間的競爭」。而今他看到英國放棄了在國際危機中扮演領導角色的機會,使得自身淪為另一個「大英帝國」即美國的次一級夥伴。但是這個預言中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湯因比認為,中國將會克服1911年革命之後的混亂,並再次成為世界強國,這一點在他1929年的親眼觀察中得到了確認。

但是,不管人們對這個一般性的框架和觀念作何評價,即便是只讀過一點《歷史研究》的人,沒有誰會懷疑能在其中找到豐富的材料和思想財富。從許多方面來看,湯因比在局部的表現勝過整體。就他而言,部分優於總體,磚石要比整幢建築更加堅實。著名的全球史學者威廉·麥克尼爾寫過一部令人滿意的湯因比傳記,曾經說過「湯因比智慧程序的核心總是洞察力的靈光一閃」(湯因比在《重思》中以明顯同意的態度引用了這句話)。這看起來是正確的。人們可以在如下這些例子里看到:湯因比宣稱,希臘東正教會因為內部矛盾而分裂,幾乎災難性地被基督教攻擊削弱,奧斯曼帝國則是希臘東正教的救世主,這一觀點與所有的民族主義歷史學家相悖,無論他們是土耳其人還是希臘人;另外,關於中世紀蘇格蘭如何變得「英國化」,他有藝術家式的解釋:蘇格蘭王國與南方的諾森伯蘭的盎格魯-撒克遜王國通過聯合來抵擋斯堪的納維亞人的威脅,然後使得愛丁堡成為首都,英語和英格蘭式管理成為皇家統治的關鍵特徵(在蘇格蘭全民公投的背景下,這是值得今天重新研究的結論)。

中國人對此報以致敬。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他們在非西方國家中率先關注湯因比的著作。在1949年之後,這種勢頭受到影響。但是,如同我最近在中國的一次旅行中所了解到的,在過去十年左右時間里,中國有對湯因比再發現和產生新興趣的現象。這符合併部分地受益於日本對湯因比長期的敬意,這要追溯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在翻譯湯因比著作方面的巨大成功,以及一個為繼續貫徹湯因比的努力而創辦、資金充裕的湯因比基金會——這個基金會至今依舊保持活躍。同樣造就湯因比在日本聲譽的還有富有能量的宗教組織創價學會的支持,這一組織的領導者池田大作視湯因比為偶像,將後者的思想視為創價學會調和東西方哲學的關鍵。

1929年到達北平時,湯因比感受到「理所應當的震驚」,被提醒認為:北平一點也不古老。比如,那裡完全沒有13世紀元朝留下的實物標記,在忽必烈的統治下,元朝按照傳統的中國軸線來設計和建設北京城,實際上影響巨大(當時北京被稱為大都,巨大的都市之意)。紫禁城的帝王宮殿由15世紀的明朝創造,延續了忽必烈的計劃,曾經被多次毀壞和修復,尤其是自1911年清王朝崩潰以來。湯因比設問道,當時一個「擁有這樣有限物理年齡」的城市,如何創造了「無法追憶的古迹」?因為北京反映了一個古代亞洲城市的「理想類型」,如同曾經被修建、已經消失的巴格達古城和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巴比倫古城一樣。「北京城給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並非人們用肉眼所看到那座實際存在的城市,而是她的『理念』在天上的原型——蒙古人所營建的那座城市是她的一個化身;而明代人所營建的是另一個,或許是最後一個化身。」在此一個月或更早以前,湯因比站在巴比倫古城的遺址上,發現自己無法重新想象這座城市,因為幾乎毫無遺存。「我困惑、失望地離開了巴比倫,完全沒想到,幾周后我會註定在北平身上看到一個活生生的巴比倫城。」

湯因比在1948年的文章中,科迪厄斯注意到,「湯因比《歷史研究》帶來的『挑戰』得到了官方的歷史學術嘉獎,可以預見到,這將招致某種抗議。」學者們確實一直在「磨筆霍霍」,在20世紀50年代進行了充分的批評。從純正的學術觀點來看,可能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德國歷史學家彼得·蓋爾(Pieter Geyl)在他的著作《與歷史學家的爭論》(Debate with Historians,1955年)中謙遜卻有力的批評。但是英國歷史學家休·特雷弗·羅珀(Hugh Trevor-Roper)在《文匯》(Encounter,1957年6月)的數頁篇幅中風趣且不留情面的攻擊,可能對湯因比的聲譽——尤其是他在英國的聲譽——造成了最嚴重的傷害。羅珀描繪湯因比是以賽亞一樣的先知,奚落《歷史研究》是一種《聖經》,預言其將開創名為「阿諾·湯因比紀元」(Anno Toynbaei)的新千禧年(「就這篇文章總體而言,不予置評。」這是湯因比在他的《重思》[reconsideration,《歷史研究》第12卷,1961年]中作出的簡要回應)。歷史學的同行們被來自新任命的牛津大學皇家史學教授(即羅珀。——譯者注)的判斷所動搖,對湯因比棄之不顧,在校學生們被嚴格地警告遠離湯因比。在北倫敦語言學校時期,當老師將蓋爾的《與歷史學家的爭論》作為我的六年級歷史課獎勵,而我緊張地記下我對湯因比的興趣時(我被古典學老師介紹而知曉他),我本應該感覺到當時正在風行的是什麼。這種情況可能阻止了我對湯因比的興趣。後來,作為劍橋大學歷史系學生的我,很快從老師們臉上風趣且高傲的微笑中了解到,要避免一切對湯因比的引用和參考。

在《歷史研究》中,有許多這樣的例子。對湯因比而言,洞察無疑來自對諸文明的精巧比較,這些洞察一直在他的大腦中運行,無論這樣的比較是如何具體和精細。比如,他將奧斯曼帝國理解為阿拉伯人的伊斯蘭遺產的後繼者,以及羅馬和拜占庭的繼承者,這一點使得他意識到奧斯曼帝國對希臘人的保護性態度(以及19世紀奧斯曼帝國與希臘的分道揚鑣,奧斯曼帝國民族主義者強制性地向本國國民強調帝國的穆斯林特徵)。就像我們或許可以思考過去幾個世紀的歐洲國家的歷史一樣,湯因比能夠思考六千年歷史中所有見諸史冊的文明之間的互動以及繼承。這樣的比較,與他提出的所有文明的「哲學當代性」一起,使得他能夠從一個不尋常的視角觀察相似的片段和問題。「哲學當代性」,指所有文明能夠被視為「當代的」,它們的貢獻依舊是相關的,因為六千年文明歷史僅僅代表着整個人類歷史的一小部分。我們可能不會享有那樣的視角,當然我們所有人可能缺乏足以運用那樣系統性方法的學識。但是,這並不阻礙我們從《歷史研究》的果實中受益,這裏散落着許多獨特的洞見(這就是為什麼索默維爾[D.C. Somervell]著名的、極具技術性的節略本無法替代《歷史研究》的全本,這個節略本得益於湯因比的第二任妻子維羅妮卡·博爾特[Veronica Boulter]編纂的浩繁附錄)。

1929年,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進行了一次前往中國和日本的深度旅行。在乘坐輪船進入香港時,他幻想自己正身處深愛的地中海——那是作為一名古典學者的他,截至當時幾乎所有研究的地理空間所在。「從太陽至地平線,目力所及,皆是湛藍無雲的天空。一陣東北方向吹來的微風拂過臉面,清新而乾爽;鋸齒狀的島嶼從兩邊的海平面升起,一副希臘群島之面貌。……我感到自己身處『古典世界』。」(譯文引用自復旦大學司佳教授所譯《中國紀行:從舊世界到新世界》,下同)這種興奮之情在他到達上海、北平、南京和中國東北時依舊持續,儘管景象、氣候、舒適度在改變(上海是一座「北歐式的城市」,滿洲「有加拿大一樣的天氣」,南京是「世界上最不自在的首都」)。長城則激起了「敬畏與羡慕」。湯因比讚揚了紫禁城建築的「不可思議的對稱」。他對國民黨領導人蔣介石的「冷酷而清醒的頭腦和有節制的活力」印象深刻。儘管對蔣介石政府高層的犬儒主義和機會主義感到厭惡,他還是看到了許多普通官員令人鼓舞的工作。他因此斷言,中國人是「一個偉大的國家,他們自古開疆闢土——自北向南,自東徂西——歷時三千年。他們還將走向多遠?」

不管起因是什麼,作為分析對象的文明的回歸,難道不也是回歸湯因比的一個理由嗎?湯因比當然是20世紀最好的文明研習者,也可能永遠都是。科迪厄斯當然是這樣認為的,他將湯因比與先前的思想家們相提並論,如黑格爾、康德、伯格森、斯賓格勒等人。你可能並不同意湯因比對21個文明的列舉;你可能發現,作為一種分析策略,「挑戰與回應」的公式膚淺且無法令人信服;你可能會質疑那種判斷——所有文明的進程可以在古希臘或古希臘-羅馬文明中被發現,似乎這是騙人的。有大量來自湯因比的詞彙,比如「壓力的刺激」、「統治性的和創造性的少數民族」、「麻煩的時間」、「長期的無產階級」、「全球國家和全球教會」,這些導致了許多人的不滿,一些人也會對有時候做作和異想天開的,來自機械、物理和生命科學的類比和象徵感到反感。

紫禁城隨後,湯因比被紫禁城以及天壇等其他著名建築的殘舊狀況所震驚。如果它們得到哪怕一點關心,「其維護費通常是由某位具有公益心的美國贊助人所捐獻」。他記錄道:看起來「似乎故意破壞是中國的傳統」。但是深遠的思考使他再一次確信,物質的、材料的、真實的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並不是最重要的,他們並不關心古老人工製品的保存或精心的保護。再一次,他想到了一個用於平行比較的文明:莫卧兒帝國的印度人。對他們來說,「每一個新王朝修造一個新德里並毀掉上一個德里」是正常的事情。這與日本人不同——他們與歐洲人一樣,熱衷於留存。對中國人和印度人(包括印度教徒與穆斯林)而言,「對於轉瞬即逝的『物質性遺產』無動於衷或者充滿敵意的表現,也許就是他們對於永恆理念那積極的崇敬與愛慕所帶來的負面效應」。

那些被《歷史研究》的篇幅長度和內容密度嚇着的讀者,可以轉向一些精彩的課程和論文。在《文明經受考驗》(Civilization on Trial)、《世界和西方》(The World and the West)和《美國與世界革命》(America and the World Revolution)這樣的著作里,湯因比清晰且有力地表達了《歷史研究》中的一些主要觀點,並沒有忘記收入一些賦予《歷史研究》吸引力的案例。湯因比不知疲倦地寫作和出版,不僅創作了巨著的系列分卷,還以英國皇家國際事務所顧問的身份,三十年來一直在編寫一年一度的國際事務調查報告。他寫作速度很快,經常在旅程中進行。《中國紀行:從舊世界到新世界》(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 seen)是此類著作中的一種,可以作為湯因比觀察事物的方式的最終範例。這種方式就是,從一種文明的角度出發來實現對某個特別的問題或疑惑的理解。

湯因比歸來?本文原題為The return of Arnold Toynbee?作者為克里斯漢·庫馬爾(Krishan Kumar),生於1942年,英國社會學家,弗吉尼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小威廉·蘭德·肯南教授,研究領域為社會與政治思想、政治社會學、文化、歷史與比較社會學。本文是作者於2014年6月23日在香港城市大學世界文學研究所所作講座的文字記錄,原發表于《泰晤士文學副刊》(2014年10月24日)。這篇文章中談到湯因比的《中國紀行:從舊世界到新世界》,近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此書的中譯本,經庫馬爾教授授權,翻譯此文,以饗讀者。

現在是西方學者和思考者們重新考慮「極其過時」的湯因比的時候嗎?「極其過時」,這是不久之前喬納森·本索爾(Jonathan Benthall)對湯因比的描述(《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簡稱TLS],2010年5月14日)。湯因比的時代已經再次回歸了嗎?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湯因比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的聲譽可能比得上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 G. Wells)——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另一位偉大的綜合性思想家。湯因比寫作數十年的《歷史研究》,已經被廣泛地評論和討論——1934年,《泰晤士報文學增刊》貢獻了其整個首頁和兩期內容來對該書前三卷進行評論,聲稱從中發現了「華麗地構思和勤勉地完成的作品」,帶有可能「偉大的印記」。甚至那些對湯因比的觀點表示這樣那樣異議的專業學者,也對湯因比事業的廣度和卓越的成就持讚賞態度。傑出的德國文學家恩斯特·羅伯特·科迪厄斯(E.R.Curtius)不偏不倚地將斯賓格勒與湯因比進行對比,聲稱「一種人類學科的新方法論在(湯因比的)著作中被聲明」。他認為「湯因比的歷史觀可能在下一個十年中成為所有思想者的共有資產——依靠『靈感』和社會性模仿」。在美國,亨利·盧斯(Henry Luce)在1947年將湯因比頭像放置在《時代周刊》的封面上,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在那期周刊上宣稱湯因比是當時最重要的思想者。湯因比在美國的聲譽被良好和真正地建立。20世紀50年代,湯因比花了大量時間在美國進行巡迴講座,能吸引成百上千的觀眾。1955年冬天,在明尼蘇達大學,他的演講吸引了10000人觀眾,許多人在大雪中趕了幾百英里路程來聽講。這還不算完,日本人在1967年邀請湯因比赴皇宮,在天皇、首相和教育部長面前演講(如此莊重的關注並不是第一次,當1936年湯因比在柏林訪問時,希望自己的萊茵蘭政策對英國大眾意見產生影響的希特拉,找到湯因比並進行了兩個小時的採訪)。

就上述問題贊同湯因比的意見並不重要,儘管他的觀點與那些頂尖漢學家——比如最近的李克曼(Simon Leys)——的觀點表現出引人注目的合拍。更加值得關注的是,重識湯因比方法的精彩性和豐碩成果,這是文明研究的視角能夠指向的洞見。現在到了回歸文明研究的時候,阿諾德·湯因比也不例外。

在不朽的12卷巨著《歷史研究》(1934—1961年)中,湯因比反覆提及中國及中國文明。如同截至當時的許多學者,他認為從中國歷史的長期視角來看,19世紀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遭受的「恥辱世紀」不過是一眨眼,中國將再一次在世界列強中尋找到自己正確的位置,她的文化將會強有力地對世界文明融合作出貢獻,尤其是虔誠的思想者——如孔子、老子,還有現世的人物如孫中山——所代表的中國文化。湯因比認為這樣的前景正在20世紀後半期逐漸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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